被低估的城市公共空间：街区理发店当谈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也许少有人会想到理发店。但事实上，包括理发店、小餐馆等在内的街区小商业，对于在地社区的交流与融合常常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本文聚焦于街区理发店，以挖掘其之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它是一个承载每个人发型记忆的地方，也是社区的话语空间。在这里，我们延续发型的历史，闲谈自己当下的故事，并建立一个未来的城市交流的场所。对于诸如理发店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重要的不仅是具体的人物，而是由这些人串联而成的关系，和彼此之间上演的“城市戏剧”、以此编织的城市故事。

　　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发型和发型记忆。总有一种发型可以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如果是严格的前不过眉，后不达颈，两边不能超过耳朵的短发，那就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有时候发型可以典型到区分这个人的性格，大家甚至可以靠着发型来辨别学生们的学校。发型往往也和个人审美和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在韩剧《请回答1988》中，导演通过主角们的发型来贴合时代设定。1988年刚好是韩国首办奥运的年度，韩国正处于经济要起飞的状态；而此时香港的电影正处于巅峰时期，周润发、张国荣和王祖贤等演员因为《英雄本色》和《倩女幽魂》成为韩国当时的大热偶像。剧中女主角的童花头，三位母亲的一致大妈卷发，以及男孩们的中分微烫都很好地再现了当年的发型趋势。

　　韩剧《请回答1988》女主角的童花头，三位母亲的一致大妈卷发，以及男孩们的中分微烫（图源：网络）

　　在皮克斯的第一部黑人电影《心灵奇旅》中，由联合导演肯普·鲍尔斯（Kemp Powers）提出的理发店的场景是电影中最重要的时刻，也同时是男主角爵士乐钢琴家乔发现自己人生真正目的的转折点。鲍尔斯说：“乔是在纽约的黑人，观众在观影的一部分时间里，会经历我所说的‘真正的黑人空间’。”他谈到，当一个黑人要经历重大事情的时候，比如面试或重要的约会，第一反应一定是去理发店好好收拾一下。同时，电影需要给主角提供一个思想转变的地点：一个认识且了解主角很多年的地方，可能这种关系是从主角还是孩子的时候开始；这个空间允许团队互动，同时可以使主角感到放松。显然，理发店是最合适的场所，因为黑人头发的特殊性，他们会长期固定去一家理发店并且找熟悉自己头发的理发师来剪头发，因此他们与理发师的关系通常是除了配偶或孩子之外最长的关系。

　　到了今天，染发和烫发技术越来越先进，理发店的竞争日益激烈，连锁理发店逐渐提供椅和零食等额外服务和设施来获取好评。但理发店作为个人标签与时代印记的角色仍旧存在。小时候，去理发店的经历往往夹杂着我对头发变短的恐惧，对漂亮发型的微弱期待，和家长对我的发型的专横态度，无论年幼的我对理发师说想要什么发型，最后总会得到家长想要的发型。关于理发和理发店的记忆，被注入了我的过去。当我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我的头发似乎和我的个人经历修剪编织在一起，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头发讲述着我的故事。

　　《心灵奇旅》的例子表达了一种普遍倾向，即我们会因为理发师对我们的了解程度来选择理发店。与现代人们常穿的衣服品牌或者常逛的商场大小所不同的是，理发店往往不是人们展示财力的地方。因为发型对外貌的独特重要性，我们往往是选择那个最适合我们的理发店。毕竟一次糟糕的发型毁掉的不仅是头发，更多是我们想要焕然一新的心情与希望。比如，当一个妈妈烫了比较好看的头，大概小区内的所有妈妈都会出现在她烫头的理发店。有时候，人们甚至会追随搬家的理发师到他的新店继续修剪头发。

　　有时候人们想要转换心情，也会选择以换发型的方式“从头开始”。荻原浩在《海边理发店》中说到：“有很多客人会在痛下决心或是决定改变现状的时候，去一趟理发店。干这行的日子久了，我由衷地觉得完美体育，在遇到人生转折点的时候剪头发可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一样。 ”

　　这种想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有时并不想被人发现，于是人们可能会去一个陌生的远方的理发店，并因此开启另一段和理发师或理发店的故事。吉田修一在《续横道世之介》中亦提到，在女性不被允许做寿司的时代里，梦想开寿司店的滨本小姐，跑到因为位于情人旅馆街而不可能出现女性顾客的理发店去剪板寸，并因此与理发师和另一位顾客世之介一家结识，收获了友谊。书中，知道滨本小姐梦想的人，只有理发师和世之介。毕竟只有理发师了解我们剪头发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头发。

　　老式街区理发店内的理发场景，因为理发师与顾客的熟识，顾客可以在理发时放松地阅读，而非时不时表达自己对发型的要求（图源：网络）

　　另一方面，长时间的理发，本身就增加了谈话的几率；绝大部分时候，人们都会和理发师交谈，并且认为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而对于理发师，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认识并了解每个人。这似乎是他们默认的工作方式。好的理发师需要知道顾客们住在哪，是哪里人，如何思考问题，上班要花多长时间，睡得好不好……这样才能知道该如何与他们相处，了解其需求并且猜测其想要的发型。《海边理发店》里描写到：“您平时用哪只眼睛比较多？右眼是吧？那发线也分到右边吧。因为别人看您的时候，视线会下意识地顺着发线的方向。如果对方的视线碰上您的主视眼，您的表情就会显得更有活力。”

　　一家理发店能不能成功留住客人，不仅取决于理发师的手艺、性价比、位置，还取决于其一直以来带给客人们的感受。与连锁或大型理发店不同的是，街区理发店可能只有一两个理发师，包括老板自己。他们大多无法提供昂贵的椅来回馈顾客，于是会更热络地聊天，以此感谢顾客的光临。米切尔·邓奈尔在《人行道王国》中提出，每条街上都会有一个公共人物完美体育，指“与一个广泛的圈子里的人们保持频繁联系，同时有足够的兴趣成为公共人物，就像你会信任小区门口的看门大爷一样，把钥匙寄存在他那里。”书中的哈基姆就是这样一个公共人物，他是第六大道上的“眼”。类比一下，理发师也是这样的“眼”，他们与一定范围内不同顾客的频繁联系使得他们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维护了一定的社区和谐。

　　厦门大学路上的一家传统理发店，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当时属于国营理发店。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下转为私人经营，成为周边社区居民理发乃至聊天的好去处。理发店的门口也顺应游客的到来被开辟为临时的土笋冻销售摊。2018年，理发店在新一轮国有房屋租金竞标中败北，就此歇业，原址被改造为餐饮店。（摄影/崔国）

　　可以说，街区理发店充当着社区的重要“交流中心”，并且在这里往往是没有阶级隔离或其他偏见的。理发店承担“社区责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由于白人偏见阻碍了其他种族的公众进入剧院和音乐厅，人们必须到彼此的家中见面，创造自己的娱乐方式，此时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理发店经常承担着为客户提供社区中心的双重职责，也鼓励了轻松的男性友谊和娱乐性四重唱的兴起。

　　理发店音乐（Barbershop Harmony）最早可能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随后传入美国并深受欢迎。起初理发师会在店里放一个西方乐器“cittern”，类似今天的吉他，以供顾客在等待的时候演奏。随后一些顾客开始进行音乐创造，出现了民歌和流行歌曲的合奏，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即“理发店音乐”，包括无伴奏、四声部、紧密和声的演唱。理发店音乐在 1900 年至 1919 年间非常流行，1920 年代逐渐消失，1940 年代重新复兴，最后成为今天仍风靡全世界的无伴奏音乐流派。

　　当时，黑人社区理发店也提供了黑人音乐比赛的场所，帮助有天赋和能力的团体赢得尊重并成为了社会偶像，这些偶像继续为整个群体吸引到了多元种族的观众和歌手，从而促进了社区间和种族间的平等交流。与白人社区内的咖啡馆、戏剧院等场所一样，理发店承担了黑人群体的文化交流空间。

　　图为理发店音乐乐队尼克博克四人组（Knickerbocker Four）成员，拍摄于1946年6月20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理发店四重奏比赛。（图源：NPR）

　　黑人理发店的社会价值值得重新审视。理发店音乐的流行不仅填补了非白人歌手无法参加公共音乐比赛的历史，也打破了种族壁垒。自由的氛围使它成为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店内的闲聊和音乐建立了独特的文化交流的语境。社区中的沟通往往备受关注，因为社区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帮助他们形成共同的身份。社区的定义既可以是一个人居住地点的物理边界，例如街道、建筑物或走廊；也可以是一群人的社会制度、仪式和传统。无论哪种定义，社区都描述了一个人所属的群体，与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力量。因此和谐的邻里关系和氛围融洽的社区对个人和集体的健康至关重要。

　　以往的研究中，规划者发现微观个体的人口特征、社会阶层地位、户籍和房屋产权属性等因素都会对街邻关系产生影响。例如，社区中本地户口或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外地户口或农村户籍的居民街邻关系更好；业主因共同的产权意识，在社区的邻里关系好于租户；残疾群体的社区融合度较低；以及拥有当地户口的居民与城中村居民的社区参与度有明显差异。

　　在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人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为了理解周围的世界。因此人们习惯用一些东西来划分群体，并将自己进行归类，这可能是种族、社会阶级、财富状况，或者这些标签进一步演化成的内在品质。比如，拥有住房的人往往比租客具有更高的财力，其稳定的工作或者社会档案会保障其成为一个“守法公民”。而租客的流动性则往往代表了不稳定性和潜在的危险性。如是，一旦事情转化到内在品质以后，似乎就合理了，也顺理成章地造成了业主不愿和租户交流，年轻人不愿和老人交流，甚至更严重的矛盾局面。

　　但似乎街区理发店在用其独特方式重塑邻里关系。理发店里的顾客获得好的体验和发型后，便会将这家理发店再推荐给其他人。这样从到理发店之前和自己交际圈的沟通，到在理发店里的新沟通，再到离开理发店后和自己交际圈的沟通，理发店无形中完成了从沟通到生产沟通的过程。老顾客往往将街区理发店当作娱乐休闲的地方，即使不是要剪头发，只是想聊天了就会去坐坐。除了将自己的近况汇报给老板，他们也会积极地与新顾客聊天，试图帮老板巩固顾客。这种模式打破了以往邻里关系中默认的沟通方式，即居住的时间越长，则见面的机会越多，从而产生更多的谈话。

　　理发店独有的氛围，帮助它省略了很多前期步骤，也造就了它的独特性。我们很难想象，在书店有一个老顾客给你推荐图书。但是在理发店，如果老顾客和你谈她的染发打算、恋爱，或者她的生活，你很少觉得奇怪。理发店的顾客会默认彼此出现在同一地点即意味着彼此的审美相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互相理解和认同完美体育。因此不难发现，很多街区理发店里，社会地位不同的顾客都能融洽地交谈。老顾客对新顾客的调侃与闲聊，是在以谈话为基础的方式推动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从而完成了社会和文化构建延续的过程，这既是社会交换的功能组成部分，也是社区能永垂不朽的原因。

　　综上，理发店的角色像是《人行道王国》中提到的非正式结构的社会管理或者融合力量。基于社区丰富的社会组织及其复杂性，理发店这种非正式结构实际上可以劝导或帮助他人，使其生活能够运转和联系起来。以我个人曾在上海居住的地方来说，一楼便是一家街区理发店，因为低廉的价格和长期的顾客维护，其顾客既有像我这样因为省事而选择楼下理发店的租户，也有互相都很了解的社区内的业主，或居住在更优小区但是专门过来理发的老顾客。后者专程来到这里，不仅因为理发师对自己的了解，也因为在这里可以和熟人好好说说话。职场的苦恼、婆媳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诸如此类的话题，人们很难在陌生的环境下放心谈论。理发店的自由而半熟悉的氛围提供了谈话的条件。

　　因为这种自由的聊天氛围和基于熟人的网络，理发店成为了社会学家Lofland提出的“第三种城市空间”：Lofland认为公共空间是以陌生人为特征的领地，而私人空间是以亲密关系和个人网络为特征的场域，此外还存在第三种城市空间，介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即教区。教区空间是以“熟人和邻居之间的共同感”为特征的区域，参与了社区内的人际网络，因而通常具有与社交和娱乐场所相似的社会功能。

　　理发店作为半公共消费场所，更准确地反映了远离家庭和工作的城市生活的日常实践。它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相遇，可以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和力量。也因此，跨经济收入或阶级的组合，可以毫不违和地出现在理发店里，却很难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其他场所。比如，价格低廉的餐厅或者咖啡店，很难吸引到高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又很难时常出现在精致且昂贵的早午餐店里。书店里出现的群体被默认是可以承担书本价格和读书时间成本的人群，在此则很难看到奔波打工的农民工或困于基层的社畜。

　　“城乡结合部”中看似面向所有人开放、能够促进陌生人之间相遇的公园，实际上往往以另一些公共空间的不可能性为前提。（摄影：赵益民）

　　理发店作为城市的第三种公共空间形式，不仅促进了自己服务范围内的沟通，也促进了城市之间的沟通。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发现理发店老板、员工和顾客乐于更多地了解健康主题，包括身体活动作为疾病预防、高血压诊断和前列腺癌筛查的手段。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理发店在业主、员工和顾客之间营造了一种开放沟通的氛围，一些在其他社区环境中可能被禁止的话题在理发店中也可以被畅谈。理发店还具有广泛的地理覆盖范围，为城市和郊区的客户提供服务，因此也可以通过理发店来向社区持续传播更多的健康相关信息和服务。由此，理发店环境蕴含了丰富的城市信息交流的机会，理发师与其客户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使理发店成为传递信息的宝贵场所。

　　当然，理发店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区融合场所。街区理发店有自己的固定服务群体，因此这种融合往往会有所局限于特定的性别或年龄层，如果是国外，也可能存在着种族限制，比如很多留学生宁愿自己生疏地理发也不愿将头发交给审美差异极大的中东理发师。与城市中的其他商业空间相同，当人们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意味着他们愿意在此消费。因此理发店在充当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是有局限性的，与公园、绿地等不同的是，我们无法鼓励所有年龄层或者群体都到同一个理发店去。

　　今天，越来越多移民涌入城市，其中的少数群体或农村居民由于受到歧视或排斥，不愿或无法融入社区。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更多城市公共空间，也需要打破隔阂的标志和机会。如今，理发店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互相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新旧更迭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些理发店直到倒闭也不为人所知。为增加竞争力，新兴理发店注重装修和潮流及网络点评平台，用年轻人喜爱的studio模式吸引追求安静和专注体验的顾客。也许有些顾客因为社恐或得不到想要的发型，而无法与理发店及其中的人建立联系。但是理发店的多元宣传，仍旧收获了建立联系的可能性。网红店通过拍摄理发前后的对比，甚至可以吸引到来自全国的顾客，这些顾客也为周边商业带来更多机遇。

　　理发店更像是串接起城市人际关系的线的交汇点，其社会意义应当被更广泛地认知和合理利用，比如前文提到的用于社区邻里联系或健康宣传。城市也应当给予街区理发店更多帮助。理发店虽然只是城市这片海洋上的一座小岛，但如果我们能够成功扩大这座小岛，或建立更多岛屿，那么海岸线也会随之延长，也将带来城市公共空间的更多可能性。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将理发店或诸如此类的底商店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希望这些场所可以被正视起来,并将他们的积极作用应用到城市发展中。近年来，大型商场的入侵使得这些小型生意的存活愈加困难。随着城市中心被包装并商品化以供消费，封闭式购物中心开始主导郊区，中产阶级通过新的通信基础设施退居到房屋和汽车中，似乎我们已经到了“公共空间的尽头”。越来越少的社会沟通使得现代社会似乎变成了一个只期待和渴望私人互动、私人交流和私人的社会，似乎公共空间只留给商品化娱乐和奇观。而疫情和现代社会又促使我们意识到，和谐的邻里关系和社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似乎陷入死局，一面扼杀公共空间和沟通的机会，一面又呼吁更多的沟通与融合。

　　本文希望给那些拥有机会的场所更多关注。美国心理学家Theodore R.Sarbin曾提出，城市居民身份的构建取决于他们在人际戏剧中的参与，而一个人的身份通过其参与个人或社会戏剧所产生的叙事来展现。我们希望在城市这个大舞台上能上演更多的人类戏剧，而不是设定一个束缚的有边界的表演场地或模式，又期待它可以上演最初就被我们抹杀掉的可能剧情。对于街区理发店这几平米的“人间一角”，它并不完美，但在探索和拓宽城市公共空间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担负了促进社区沟通的角色。期待有更多相似的力量能带来更丰富多元的“城市戏剧”。